1914年，14岁的董竹君来了“月事”。很快，她的“初次”拍卖会，就被提上了议程。
1997年冬天，北京一处普通的居民楼里，97岁的董竹君躺在病床上，窗外是灰蒙蒙的天。有人问她，这辈子最难的坎儿是哪一道？她想了想，说：“14岁那年。”
那是1914年，上海。她刚来初潮，老鸨就张罗着要给她“开苞”。堂子里的人心照不宣——清倌人不过是养着没宰的羊，等身子长成了，该卖就得卖。那些常来捧场的富商、小官僚，像闻着味似的围上来，价码一个比一个高。她才14岁，可她心里清楚，这道防线破了，这辈子就别想翻身了。
但她没哭，也没闹。从13岁被押进长三堂子那天起，她就学会了一件事——装。装乖，装听话，装得让老鸨觉得这丫头已经认命了。趁着看守松了，她开始偷偷攒钱。客人赏的铜板、碎银子，一点点塞进袜筒里，夜里数了又数，藏在墙缝里。
她等的那个机会，叫夏之时。
夏之时那年27岁，四川人，辛亥革命里带兵打过硬仗，当过副都督，风头正劲。他来上海避风头，常来堂子里应酬。别的客人听曲儿是来寻欢的，他不一样，他听完了还爱跟董竹君聊几句。聊什么呢？聊外面的世界，聊新式学堂，聊女人也可以不裹脚、不嫁人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。这些话，董竹君一句句都听进去了。
有一天，夏之时跟她说：“我拿钱赎你出去。”
按说，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。可董竹君说了一句话，把所有人都震住了——“我不让你赎。”
她提了三个条件：不当小老婆，要明媒正娶；婚后送她去日本读书；将来成了家，两个人平起平坐。夏之时愣住了，他在四川带过兵、杀过人，没见过哪个14岁的小姑娘敢这么跟他谈条件。可他就是被这股子劲儿迷住了。
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，董竹君把自己收拾利索，把攒下的碎银子揣进怀里，趁着后厨的阿姨打瞌睡，摸到后门，一路跑到码头。她没回头。身后是堂子的灯笼，红彤彤地晃在夜色里，像一只吃人的眼睛。
到了日本，她真的进了学校。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，那是她做梦都想进的地方。她白天上课，晚上回家带孩子，把日语课本撕成小纸条塞在腰带里，走到哪儿背到哪儿。那是她这辈子最快活的日子。
可夏之时变了。
他丢了官，回了四川老家，开始抽大烟、赌钱。他见不得董竹君比他强，见不得她读书、交朋友、有自己的主意。他开始查她的信件，盘问她见了什么人，甚至把她留学的名额换成家庭教师——意思是，你别念了，回家待着。
董竹君没吭声，可她心里凉了半截。她发现，这个男人嘴上说平等，骨子里还是把她当附属品。他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女人，不是一个跟他并肩站着的妻子。
真正让她死心的，是1929年那件事。她父亲在上海病重，急需用钱。她开口跟夏之时借，夏之时说：“钱可以给，但你得带着四个女儿回四川，老老实实待在家里。”这话翻译过来就是——拿你自己来换。
董竹君没答应。她转身出了门，找朋友东拼西凑借了八块大洋，带着四个女儿坐船去了上海。
那年她29岁。离了婚，没工作，口袋里八块钱，身后四个孩子。有人劝她，要不服个软，回去算了。她说：“我宁可饿死在上海街头，也不回去当他的奴才。”
上海滩的冬天冷得刺骨。她租了一间亭子间，夏天闷得像蒸笼，冬天冷得像冰窖。她当过首饰、摆过地摊、办过小纱厂，最苦的时候连煤球都买不起，几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取暖。可她从来没让女儿们停过学。她说：“再穷，书不能停。你们读出来，这辈子就不用看别人脸色。”
1935年，她在华格臬路盘下一间小门面，开了家饭馆，叫“锦江小餐”。
她做生意有一套。那时候饭馆后厨脏得没法看，她偏在厨房装了整面大玻璃，洗菜切菜炒菜，客人站在外面看得一清二楚。服务员统一穿白色工装，说话轻声细语。她还定了个规矩：利润拿出一部分买公债，员工干满三年就有分红。这在当时上海滩是头一份。
锦江的名气越来越大。杜月笙、黄金荣这些大人物成了常客，连地下党也常把接头的地方选在这儿。有人说，锦江的菜好，可更多人觉得，董竹君这个人，比菜更让人服气。
1949年上海解放，很多人急着往海外跑。董竹君没走。她把锦江饭店，连同地契、账本、钥匙，全部交给了国家。有人替她不值，说这可是你半辈子的心血。她说：“我一个人守着有什么用？这饭店本来就是上海人的，还给上海人，天经地义。”
她这辈子最骄傲的，不是锦江，是四个女儿。
大女儿夏国琼，成了钢琴家，在中央音乐学院教了一辈子书。二女儿夏国琇学了医，三女儿夏国瑛搞了电影，小女儿夏国璋当了老师。四个孩子，没有一个走歪路，没有一个靠别人。
有人问她，你怎么教的？她说：“我没教什么。我就是让她们看着，她们的妈妈是怎么活的。”
1997年冬天，董竹君走了。活了97岁，经历过清末、民国、抗战、新中国，两次跳出火坑，一次从青楼，一次从婚姻，每一步都是自己挣出来的。
她这一辈子，没靠过谁，没怨过谁，就是咬着牙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走到最后，她把自己活成了一面旗，插在上海滩的风里，猎猎地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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